马歇尔计划的结果

马歇尔计划的结果 | 楼主 | 2017-07-12 11:54:24 共有3个回复
  1. 1陈世清:评林毅夫新的“马歇尔计划”
  2. 2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
  3. 3乌克兰急需新的“马歇尔计划”

核心摘要:陈世清评林毅夫新的马歇尔计划,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

陈世清:评林毅夫新的“马歇尔计划”2017-07-12 11:54:09 | #1楼回目录

陈世清:评林毅夫新的“马歇尔计划”

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还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减少失业,但有关债务水平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投资于有强劲增长效果的领域,例如教育、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能最终实现财力的自我维持,而不会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的投资还应该纳入可以减轻长期财政压力的计划。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

(44)“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

”(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由于其理论基础错误使之不可操作。。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

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样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6)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

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

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

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矗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

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

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

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

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辐射性,决定了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隐藏在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还原为一般盈利项目孤立地进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行为简单化了。政府扶持本国的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据利润的大孝回报的远近来“妥善遴驯那么简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民族主体性是相互相成、双向同步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用经济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时,不要忘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还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转变为现实。应该说,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任何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的学者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方案、资金,都只能通过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整合、消化和运作。各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包括财政投融资都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

到有形、从大到孝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国内基本建设搞好、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是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据利润大孝回报远近来“妥善遴驯,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国外盈利的不搞国内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远期盈利的,那么基本建设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来。就拿我国为例。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

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首先进出口要平衡。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

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

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

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

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

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

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

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起点的基本建设投资,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又遇到了瓶颈。林毅夫:“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贷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矗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总之,欧元债务危机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支付失衡危机,这是由区域内的国际竞争力失衡以及相应的跨境债务流动(私人债务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银行的杠杆率在欧元启用后提高,导致对外围国家的贷款大量增加,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些资金流动影响了利率(包括主权债务和私营部门的信贷),促进了金融一体化,并鼓励了核心国家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外围国家的消费驱动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致使不良信贷激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救助金融业。救助活动造成公共债务增加,经济产出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兑减,还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缓和危机影响,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总之,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贷款的增加,。

欧元启用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核心国家因为金融监管放松造成的银行杠杆率提高。贷款剧增诱发了外围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繁荣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47)“美国的银行可以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方面的服务。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的支持下,各家银行纷纷涉足高风险业务,危及整个金融体系。2004年,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净资本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大规模增加它们可承担的债务,从而鼓励了支持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劵的发展。

此类证劵以及它们包含的风险很难评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水平提高。”(48)“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也是正确的。

然而从他的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银行民营化等等强化这些因果关系、与应对这些因果关系必须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张来看,他对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这又源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他明明知道欧元启用是欧元区贷款膨胀的原因之一,却还主张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却还一贯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50)他讲到的投资银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资而是跟在银行后面大搞次级信贷,其实质是投行业务的异化,投行成为银行的附庸是间接投融资主导直接投融资在金融机构相互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 。由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周期性出现混乱过程只是现象,银行为核心的间接投融资体制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

林毅夫没有看到,他描述的这些现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适时转变金融体制,仅靠金融监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贷款膨胀与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发行国债,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设计中,提到了“税收收入的支持”、“传统的援助资金”、“非传统的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潮、“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没有给国债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潮中提到国债,似乎通过银行贷款还是消化高储蓄的主要途径。。

(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理清直接投融资和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脉络(52),

理出这样的脉络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融资方式的立体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只能把视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层面,停留在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不可能理出这样的脉络。他之所以认为“针对国家层面进行的许多讨论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不过,有经验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个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可以化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所谓“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造成,只要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被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由不对称转向对称,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

林毅夫主张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是双刃剑。如果融资渠道正确,是从根本治理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如果融资渠道错误,则会强化贷款膨胀,强化全球间接投融资导致的资金流的无序运动,强化金融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途径,但其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全球金融体制转型的必然性,这就是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现象因果关系的描述和他提出来的应对措施之间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

方法论的局限使他只看现象看不到现象后面的本质,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资计划的可行性和意义被打折扣。。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上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边际效率分析为其理论内容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在方法上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

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要有效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对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做不到真正的结构分析,就是归因于他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和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这一复杂对象之间的不对称。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范式背景决定他的视角和视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对称经济学与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

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就是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2017-07-12 11:52:32 | #2楼回目录

http://chddh.com

第46卷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月JournalofHenanUniversity(SocialScience)

Vol.46No.3

May.2006

从马歇尔计划看美国的实用主义本质

王新谦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利益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对于靠垄断组织支撑的美国政府来说,实现国家利益和垄

断组织利益最大化是美国政府一切行动的指南。二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西欧各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其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援欧计划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因此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行现实主义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其现实利益在具体对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马歇尔计划;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国家利益中图分类号:K712.5文献标识码:A作为二战后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马歇尔计划一直是西方冷战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西方关于马歇尔计划的论著中,由迈克尔·霍根于1987年出版的《马歇尔计划:美国、英国和西欧重建》一书,是一部较完整的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外交史。该著作规模宏大,史料详实,是研究马歇尔计划的必读书籍。由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和查尔斯·梅尔于1984年共同主编的《马歇尔计划回顾》论文集,是另一部有关马歇尔计划研究的重要著作,入选该书文章的作者多是当年参与筹划和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当事人。尤其值得一提的,当属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伊曼纽尔·韦克斯勒于1983年所著的《再看马歇尔计划:欧洲经济复兴的经济回瞻》,该书是为数不多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探讨马歇尔计划的著作。

此外,还有亲历马歇尔计划全过程的约瑟夫·琼斯于1955年写就的《十五个星期》等著作。西方对马歇尔计划的研究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粗线条到细线条、由表及里到表里结合的过程。其突出特点有二:一是研究更趋客观,逐渐淡化意识形态;二是经济次主题上升为主题。。

长期以来,国内关于马歇尔计划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专题性,研究和认识仅仅局限于教科书上的笼统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冷战研究专家开始有意识接触西方的研究成果,研究也更趋理性、客观性,但从总体上看,国内有关马歇尔计划的

收稿日期:2005-12-20

作者简介:王新谦(1963-),男,河南新野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131-05研究仍很薄弱。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有:支小青的《马歇尔计划和欧洲统一》,发表于《海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滕海剑的《试析“马歇尔计划”》,发表于《昭乌达蒙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毕健康的《马歇尔计划援助对象是否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发

表于《教学参考》2002年第3期。此文从美国的经济实用主义新角度对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意图进行探讨,这样的研究视角尚属首次。

1951年底,美国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便开始打造有关马歇尔计划的神话。1955年,美国官方历史学家哈里·普赖斯称马歇尔计划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神话之一”。

[1](preface)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官方对马歇尔计

划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把马歇尔计划定格为意义特别重大、非常成功的慈善行动和人道主义行动。马歇尔计划果真如西方宣扬的那样吗?本文从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对马歇尔计划作一探讨。

一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曾这样说过:“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向世界展示的面孔。所有国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即保护国家的完整和利益。但一个国家设计和执行本国外交政策的方式受其国家特性的巨大影响。”[2](P52)就美国而言,施莱辛格在此所讲的“国家

特性”,就是美国始终用一种狭隘而顽固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同时,它又用一种灵活的、多重标准的实用主义方式去从事外交实践。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美国外交的基本特点,并始终贯穿在美国的外交实践中。

从历史上看,高唱理想主义是美国的基本国策。美国人从立国之初就有一种拯救世界、按照美国模式改造世界的强烈使命感。正如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说:“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贯作风”,是“它促进国际合作以维护和平、增进人权、提高生活水准、宣扬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

[3](P460)

则”。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瑞也认为,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特别是像二战结束后它所实行的那样,反映了它对如何建立稳定而相对和平的世界秩序的现实的、逐渐发展的、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所

[4]谓的美国“自由化大战略”。

(P61)

因极度失望而对美国的领导失去信心。”

因而,美国必须勇敢地担负起维护自由世界的使命与责任。

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是美国援助西欧的第二张牌。战后,尽管美国所追求的国家目标很多,但它压倒一切的目标是遏制并击败共产主义。于是,美国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糅合到一起,提出了“反共主义”的总目标。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最大的“非美因素”,是“异端邪说”,是“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国价值观的最大敌人,是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格格不入的。而美国的价值观和宪政民主体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没有这些,美国就不能称其为美国,它们已经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谁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谁就等于是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谁就是美国人民的公敌。因此,击败共产主义就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击败共产主义的最佳办法就是铲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在战后欧洲经济不振、政治困顿的背景下,“美国援助欧洲的目的就在于恢复欧洲社会的生气和健全经济,因为经济失调使欧洲社会极度脆弱,很容易使一切极权主义运动在欧洲社会混水摸鱼,现

[7](P225)

在俄国共产主义正要钻这个空子”。杜鲁门说:“极权制度的种子因痛苦和贫困而生,在贫穷和纷争的劣土中蔓延、生长。当人民要求改善生活之希望破灭时,这种种子就达到完全成熟。”而美国的责任就是将这种“罪恶”的“种子”消灭在萌芽状态。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解释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乔姆斯基在此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指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显然,这种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构成了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美国就必须打出反共产主义的招牌,因为在美国,没有什么比共产主义威胁更能激起美国人仇敌的情绪。因此,就马歇尔计划而言,与其说它是援助西欧经济复兴,倒不如说它是美国在西欧对付共产主义的一个工具。

善于打“反共牌”是美国惯用的又一手法。。

美国援助西欧的第三张牌就是抬出联合国,假借维护《联合国宪章》及其原则为名而推行维护美国利益之实。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

[8](P28)

[6](P274)

[7](P208-209)

在这种理念支配

下,美国人始终确信20世纪是“美国世纪”,未来也是他们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将传遍全球。受这种

“天定命运”使命感的驱使,战后的美国以自由世界守护者自居,自诩为自由世界领袖,把拯救世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高唱理想主义理所当然地就成了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首眩战后,美国推行对苏遏制政策的一个重要借口就是要捍卫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制度,捍卫西方文明。同样,援助西欧复兴也出于这样的理由。美国在援助欧洲复兴过程中最突出的政策宣传,就是美国负有维护世界和平、民主和自由的神圣责任。例如,杜鲁门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做出选择……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够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高压统治的生活方式。

”[5](P6-7)他据此认为,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的丧失不仅对希腊、土耳其这些国家是一场灾难,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场灾难。在世界各自由民族希望美国支持其维护其自由之时,“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领导责任犹豫不决,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和平”。1947年4月21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专门委员会在有关援助欧洲的报告中也称:“美国之安全与威胁任一自由国家的危险息息相关。无论何时,只要极权政权通过直接或间接侵略强加于一个自由民族,都将削弱美国安全与国际和平的基矗如果美国支持一个独立正受到威胁而热爱自由的民族,那么,其他民族也会坚定其维护自由之决心;相反,如果美国忽视对这样一个民族的支持,那么,其他民族可能会[6](P273-274)。

的特别咨文中强调指出,联合国的宗旨就是促使各会员国获得永久的自由和独立。在帮助自由国家维护自由的过程中,美国将执行《联合国宪章》之原则,“因为欧洲复兴计划的目的和《联合国宪章》的目的———通过自由国家的共同努力来保证世界和

[9]平———是完全一致的”。

(P118-119)

首先看马歇尔计划启动前美国的国内经济状

况。战后初期,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处于良性运转状态。以出口为例,1946年,美国净出口增加部分占非政府开支总增加额的近1/5,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7%。到1947年第二季度,即关于马歇尔计划讨论最激烈时,美国的净出口达到124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1947年,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仍达到约162亿美元,进口大约87亿美元,进出口盈余(顺差)为

[7]75亿美元。

(P209-210)

4月21日,

SWNCC专门委员会在其报告中重申:“在帮助自由、独立的国家维护自由的过程中,美国将恪守《联

合国宪章》之原则。”[7](P208-209)在这种旗帜下,战后初期美国打着维护《联合国宪章》的旗号,不断指责前苏联破坏《雅尔塔协定》有关《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中规定的民族自决原则,指责前苏联干涉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内政,企图在民族联合政府的外衣下建立经过伪装的一党独裁。然而,美国是否如其宣传的那样忠实地执行了联合国的决议和原则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出于战略需要和政治考虑,从1946年起,美国带头不执行《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德国赔偿的决定。同样在伦敦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绕过联合国,在德国问题上自行其事。

在援助西欧计划由谁起草一事上,美国也毫不犹豫地抛开联合国这个平台单干,以至于马歇尔计划结束后,受过美国“恩惠”的西欧国家不是感谢联合国,而是对美国感激有加。美国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成了战后美苏日益猜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美国在援助西欧期间对受援国附加的一系列援助条件就更离谱了,根本谈不上“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根本无法用联合国规定的“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等原则去衡量。。

二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的本质,美国总是在高唱理想主义的背后行现实主义之实。对于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美国学者约翰·艾肯伯瑞的见解可谓精辟,他说:“美国在国外促进民主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观点,即其他国家的政治特性对美国能否确保其安全和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4]

(P61)

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危机。由于美国是战争期间本土没有遭到破坏的国家,加上

连年风调雨顺,美国在战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1947年4月28日,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从欧洲回国后,特别提到了欧洲形势对美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欧洲不断发生的政治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困难的反映而已,提醒美国必须立即正视这一局势。“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矫正,不仅欧洲将在1948年初面临更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衰变,美国也将面临出口锐减和过剩物资积压,从而导致美国经济萧条。”在著名的《5月备忘录》中,克莱顿据实说明了欧洲危机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

他说:“如果美国不尽快(向欧洲)提供大量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将压垮欧洲。这一局面除了对世界未来和平与安全具有可怕的含义之外,它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我国过剩产品将失去市场,失业、经济萧条以及由于欧洲欠美国大量战债而造成美国预算严重不平衡也会接踵而至。”他接着具体解释说:“我们援助(欧洲)的产品主要是煤、粮食、棉花、运输设施和其他类似物资。

除了棉花,其他产品都是过剩产品。而美国的棉花再过一、两年也将出现过剩。”克莱顿的一席话说明,美国在战后存在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战后,如何继续维持高就业率也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千百万士兵要解甲归田,要找一份工作养家糊口,这就进一步加重了美国的就业压力。由于战时工业的转产和大量军人的就业需要,美国失业人数从战争结束时的80万迅速攀升到1946年3月的270万。这一失业大军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美国人民要求就业和改善生活水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向美国人民说明对外援助对美国的重要性,1947年6月22日,白宫向新闻界发表了杜鲁门的声明。杜鲁门在声明中指出:“美国正在或可能向外国提供

[7](P232)

[7](P231)

[7](P234)

美国学者约翰·

沙特克和布赖恩·阿特伍德对美国“民主外交”的现实主义性质,有更为透彻的剖析:“美国推行促进民

主的政策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愿望,即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惟有民主治下的开放社会才会为稳定而公平的经济发展提供最佳的机会。”然而,在战后美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面前,这种“公平机会”是美国的,而不是其他国家。因此,对于美国是出于理想主义援助西欧,还是出于现实主义援助西欧,我们可以从战后初期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以及美国从马歇尔计划中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中找到答案。

[10](P168)

的援助,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每一个美国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种援助,美国商人、农民和工人会从大量出口中获得实惠。”[7]

(P264-265)

的脆弱重叠,那么它对美国生产、价格和就业就可能

P220-221)

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7](在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巴黎开会期间,美国驻法大使卡弗里也提醒马歇尔国务卿:“美国在未来18个月之内,将经历

[7](

经济极度萧条。”P309)美国人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马歇尔计划第一个年度计划实施期间,美国果然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大衰退。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报告,到1948年年中,尽管美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援助”力度,美国的出口仍比前一年下降了20%。从1948年第四季度到1949年第三季度,美国的生产指数下降了10个百分点,结果导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5个百分点,失业率从1948年的

[13](P3)

3.8%上升到1949年的5.9%。

三上述事实说明,美国人对战后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担心和转嫁经济危机的紧迫感,实际上成了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的真正原因。而战后西欧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来自外部的援助,这又为美国战时繁荣形成的过剩产品和剩余资金,提供了良好的销售市场和投放场所。这样,美国的经济扩张意图和西欧的经济困顿就挂起了钩。美国的如意算盘就是借“帮助”欧洲复兴经济之名,以适当数量的美元敲开西欧市场的大门,这样既可沽名钓誉,又可免经济危机之虞,还可乘虚而入,利用援助从经济上控制西欧。后来的结果,也证实了美国的这一意图。

从经济战略角度看,美国通过援助西欧,实现了对西欧经济的掌控,结果导致西欧各国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日益加深。换句话说,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首先从经济上加强了对西欧各国的支配能力,进而为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西欧结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矗从实际经济利益来看,由于经济合作署掌握着援助物资的采购权、调拨权和对应基金的发放权等权力,这就为美国随心所欲地向西欧倾销过剩和滞销产品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在整个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西欧有2/3的进口物资来自美国。1947年美国出口总额为145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

而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要求工业品出口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为了完成这一出口目标,美国与西欧各国签订了双边协定,一方面通过鼓励国内剩余资本和过剩产品向西欧大量转移,挤压西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西欧国家的贸易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从而缓解了美国国内经济重组的压力。。

对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西欧赚取了多少美

杜鲁门提

到的“实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保证就业,因为美国出口减少必然意味着产业工人大量的失业。

除了生产过剩和高失业率外,美国还要面对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1946年春天,美国的消费品价格上涨了28%,批发价格上升了25%,比一战后的上升速度还要快。一个养活3口人之家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从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在半年内增长了415倍。这一高通货膨胀现象自然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因而罢工事件不断发生,最著名的是1946年5月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增加工资,改善福利待遇,平抑物价。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美国商业部的《现代企业概览》曾这样描述:“现有的大量现金存款和流动债券往往被看作是通货膨胀前的繁荣和经济崩溃的前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11](P31)

而美国在战

时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到1947年底已大部分消失,低水平收入的家庭,已用光了战时积蓄,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国内需求持续低迷。1948年美国发布的《美国经济报告》指出:“1947年,1/4以上的消费单位和差不多一半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家庭已不再拥有流动资金。”[12]

(P20)

与此同时,战后美国经济危机还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即世界各国从美国进口的萎缩。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让世界各国的“黄金桶”翻了个底朝天。战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硬通货短缺,黄金和美元濒临枯竭,许多国家不得不实行外汇管制,严格限制用捉襟见肘的硬通货从美国进口。这样,美国国内的经济低迷就因外国从美国进口能力的减弱而加剧,从而使美国人对美国能否继续维持高就业和高水平生活更加缺乏信心。

这种担心不仅来自普通老百姓,也来自美国决策层。从1947年初开始,美国决策者已预见到美国可能出现更大的经济衰退,同时也担心欧洲用来购买美国出口产品的美元的短缺,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需求的低迷。在他们看来,欧洲持续的美元短缺和收支困难,不仅可能阻碍健康自由的国际贸易关系,而且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长期的不利后果。1947年春天,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表示:“在未来一年内美国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出口盈余的实际下降将对美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产生令人沮丧的影响。这一影响有多大,将取决于其他经济力量的方向和实力,但如果出口下降碰巧与美国国内经济

元,以及从西欧及其领地廉价得到了多少战略储备物资,经济合作署一直讳莫如深,只字不提。美国财政部有关档案至今也秘而不宣。但有证据表明,马歇尔计划缓解了美国从1948年起的经济危机。1950年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发布的《公报》称:“1949年上半年,抑制美国工业生产下滑的因素之一,是根据欧洲复兴计划而扩大了对西欧的出口。”经济合作署副署长小理查德·比斯尔也承认:“在这一年(1949年)夏天的转折关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194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出现。”

[14]

[13](P8)

[2]ArthurSchlesinger,Jr.TheCyclesofAmericanHistory

[M].Boston:HoughtonMifflinCompany,1986.[3]HenryKissinger.Diplomacy[M].NewYork:Simon

&Schuster,1994.

[4][美]约翰·艾肯伯瑞.美国缘何要输出民主?[J].交流,

1999,(3).

[5]WorldPeaceFoundation.DocumentsonAmericanFor-eignRelations(DAFR)[D].Vol.IX,Washington,1950.

[6]JosephJones.TheFifteenWeeks:February21-June5,

1947[M].NewYork:TheVikingPress,1955.[7] http://chddh.com partmentofState.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FRUS),1947[D].Vol.III,Washington: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72.

[8]NoamChomsky.OnPowerandIdeology[M].Boston:

SouthEndPress,1987.

[9]HarryTruman.MemoirsofHarryS.Truman:Yearsof

TrialandHope,1946-1953,Vol.II[M].NewYork:DaCapoPress,Inc,1956.

[10]JohnShattuck;BrianAtwood.“DefendingDemocracy:

WhyDemocratsTrumpAutocrats?”ForeignAffairs[J].March/April1998.

[11] http://chddh.com partmentofAgriculture,ModernEnterprises

Survey[J].Washington,February1946.

[12]U.S.President,ReportonAmericanEconomy[D].

Washington,1948.

[13]U.S.FederalReserveBoard,Bulletin[J].Washing-ton,January1950.

[14]RichardBissell, http://chddh.com hillipArrow,December2,

1949,ECAFiles,FRC,AccessionNo.53A-405,Box33(Folder:OrganizationalUnits-LaborDivision)[15]RichardNixon.1999:VictoryWithoutWar[M].New

York:SimonandSchuster,1988.

总之,战后的美国存在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如何将战时经济转向和平时期经济,如何通过对外经济扩张,扩大国外市场,实现国内经济持续繁荣和高水平就业就摆在了美国决策层面前。不管美国在战后初期对西欧的援助是出于维护自由、民主制度,还是打着反共产主义的招牌,抑或是出自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在这种高调的背后,美国真正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向来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因此,战后美国的对欧援助计划,其实质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切身利益。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话说:“我们需要学会用我们的外援来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

[15](P104)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马歇尔计划实

际上是美国披着理想主义外衣而行现实主义之实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现实利益在具体对外行动中的具体体现。参考文献:

[1]ImanuelWexler.TheMarshallPlanRevisited:TheEu-ropeanRecoveryPrograminEconomicPerspective[M].Westport:GreenwoodPress,1996.

[责任编辑阎现章]

ALookattheEssenceofAmericanPragmatismfromtheMarshallPlan

WANGXin-qian

(SchoolofPhilosophyandPublicAdministration,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Henan,China)

http://chddh.com ernmentsupportedbymonopolies,howtorealizethemaximizationofitsnationalinterestandthatofthemonopoliesistheguidetoallactionsofthisgovernment.AfterWorldWarII, http://chddh.com ernmentdependedonitsampleeconomicstrengthtoaidWesternEuropewiththeMarshallPlan,thecourseofwhichistomaximizeAmericaninterests,andtheplanitselfissubordinatedtoandservesAmericaninterests.SotheMarshallplanisatypicalcasethattheU.S.realizesitsrealismunderthepretenceofidealism,aconcreteforeignactiontoembodyAmericanrealinterests.

Keywords:theMarshallPlan;idealism;pragmatism;nationalinterest

乌克兰急需新的“马歇尔计划”2017-07-12 11:51:29 | #3楼回目录

乌克兰急需新的“马歇尔计划”

乌克兰正遭受战争的蹂躏,这加剧了该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该国需要推行重大改革,也需要大量国际援助——不仅是贷款,还要有足够多的拨款。乌克兰的危急局势呼唤着一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194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美国应竭尽所能帮助世界恢复经济健康常态,这是合乎逻辑之举,没有经济健康,就不可能有政治稳定与和平保证。”但如今这一任务应由欧盟(EU)承担。

乌克兰央行(National Bank of Ukraine)预测,该国今年的经济产出将下滑10%。到明年,预算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飙升至15%,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00%以上。乌克兰货币汇率已下跌60%,由此推高通胀至19%。经典的货币贬值-通胀周期正在逼近,可能导致金融危机。

对于“马歇尔计划”的需要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提出的,但当时没有战争破坏,没有军事威胁,也没有建立新的西方同盟的特殊必要性。如今,这些因素都存在,由此带来了针对乌克兰执行“马歇尔计划”的五个很好的理由。

第一,导致这场经济灾难的原因是俄罗斯于2月27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当时乌克兰新政府刚刚组建。俄罗斯的军火炸毁了顿巴斯的发电站,导致被洪水侵袭的煤矿的抽水泵不能运转。8月和9月,乌克兰煤炭产量减少一半,钢铁产量下降三分之一。9月13日,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尼克(Arseniy Yatseniuk)估计,这场战争对实体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坏达到90亿美元,自那以来这种损坏已大幅上升。顿巴斯的人道主义危机呼唤着西方的人道主义援助。

第二,与二战后的欧洲一样,乌克兰需要国家重建和经济再造。乌克兰的民主在今年2月取得了突破,并在5月25日选出了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乌克兰又举行了议会选举,此后,乌克兰已经为这一国家重建和经济再造的艰巨任务做好了准备。如果欧盟对于最近批准的与乌克兰的联系国协定是认真的,那么欧盟现在需要展示出这种态度。

第三,如果乌克兰需要的资金以贷款形式提供的话,该国在财政上将变得不可持续。今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乌克兰达成了一项两年备用协议,将在两年内提供总计330亿美元的国际资金支持,其中,IMF自己将出资170亿美元。但几乎所有这些“援助”都是贷款,乌克兰必须偿还。IMF在今年7月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中预测,在危机情形(其实比当前的现实更为缓和)下,到2017年,乌克兰的公共债务可能达到GDP的134%。

第四,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旨在保护自由世界不受

苏联军事和牵制威胁的影响。如今,欧洲正再次面对非常危险的安全威胁,这一次来自俄罗斯。欧洲需要站起来面对这种威胁。

第五,西方自己需要一种新的结盟形式。北约(Nato)是不够的,而其他同盟都没有把欧盟和美国同时包括在内。多年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一再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涉及天然气、贸易、网络、信息和军事。如今,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单方面采取行动,支持乌克兰。它们都将从更为深远的合作中受益。西方必须联手阻止普京,他们现在应该在乌克兰阻止普京。普京如果在乌克兰得手,他接下来就会对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巴尔干地区动手,西方为什么要如此鼓励普京呢?

乌克兰需要它能够得到的一切外国援助,但这种援助应该是协调的。因此,乌克兰政府就乌克兰“马歇尔计划”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副总理弗拉基米尔葛罗伊斯曼(Volodymyr

Groysman)担任组长。

现在与1948年的主要区别在于欧盟应起到带头作用。欧盟拥有必要的底气。立陶宛前总理安德留斯库比留斯(Andrius Kubilius)提议,欧盟应拿出其2017年至2020年1万亿欧元预算中的3%(即300亿欧元)拨款给乌克兰。

启动乌克兰“马歇尔计划”的时间应该在定于12月举行的捐赠方会议上,即在乌克兰新议会启动运作、新政府组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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